我和沙若(Saro)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那时他刚到阿姆斯特丹十天。这个24岁的年轻人，穿着大胆前卫。精心盘置起来的长发上架着一副复古墨镜，三指的手套没有遮住右手小指母上的粉色指甲油，非常惹眼。他坐在一帮聒噪的朋友中间，显得格外安静。

“你也住在阿姆斯特丹？”“是的。”

“你不是荷兰人吧？”“我来自伊朗德黑兰。”

“家里人呢？”“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沙若的回答非常坚定。

我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也是背井离乡、铤而走险的难民潮中的一员。

△沙若在阿姆斯特丹难民营

自我觉醒

沙若出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尽管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阿訇，但是这个逊尼派的库尔德家庭还是能时时感受到伊朗政府强大的同化压力。这个流淌着“勇士”血液的民族，天生好战，纵使库尔德人自19世纪以来，在中东各国的纷争之中分崩离析，难以形成统一力量，但他们从未停下抗争和反抗的步伐，为了自治和独立不断奋斗。沙若的父亲在26岁的时候迎娶了年仅9岁的母亲，之后生了两个女儿。沙若作为独子承载了父亲的全部期望，希望他能够参与到反抗什叶派宗教迫害的运动当中。

沙若从小就“与众不同”，他对宗教、政治和权力丝毫不感兴趣。他每天会花上半个小时打理自己的头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姐姐们出嫁前，他总爱和姐姐还有她们的女性朋友们在一起玩。

“我知道自己跟大家不一样，但是我一直不明白哪里不一样。”

在16岁以前，沙若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更不用说“出柜”。

在伊朗，同性之间发生行为，会依据《伊斯兰法》收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成年的违法者会受到绞刑、砍首、石刑，未成年者则会受到鞭刑。尽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内贾德曾经宣称 “伊朗没有同性恋”，但是自他执政以来，伊朗就公开处决了近百名同性恋。他们当中大多是被周围的亲友举报，然后接受审判收监长达一年，在牢狱之中处以鞭刑，最后在各大城市的广场上被当众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沙若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残酷的过程，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对同性恋爱人被判处绞刑的公告，然后就去了姐姐的朋友家，用Google搜索有关同性恋的词条。事后回忆起来，他仍然心有余悸，

“把电脑关上的那一刻，我手掌上全是汗，我感觉被绞死的那个人是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怀揣着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不敢跟任何人提起，他没有同性恋的朋友，也没有试图去走进那个圈子。他开始试图打消自己“邪恶”的念头，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幼稚的念头会慢慢离开自己。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在理发店当起了学徒，最后在爸爸的帮助下，有了一家自己的发廊。

△沙若和他的发廊（摄于2013年）

初恋

沙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朋友，是他发廊的常客马宏尼(Marhoni)。这是一个小心翼翼、日久生情的故事。两人一起逛街，去中心商业区吃冰激凌，看电影。然后有一天，比他大三岁的马宏尼在沙若的手机上下载了所有他知道的同性恋约会软件，Grindr, Scruff, Hornet, manjam还有Jack’d。

“他在试探我，”沙若回忆起这段甜蜜的感情时，像个害羞的小孩子，

“我很严肃的告诉他，我是不会用的，他一下子愣住了，然后我说，我不想认识其他人，我喜欢的是你。”

因为有马宏尼的陪伴, 沙若在伊朗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下同性恋聚会，也没有去过学生公园这类有名的同性恋约会场所。他们从不会在公共场所牵手，沙若单纯地以为，只要低调，两人的关系不被曝光，一切都会平平安安。

可是，这个单纯的愿望很快被彻底击碎。保守的父亲偶然在他的手机上看到了两人的对话，把他锁在家里，诵读《可兰经》，禁食祈祷，又派出了母亲说服他去医院就诊。

“我嫁到伊斯法罕的大姐也回来劝我，我根本听不进去”，沙若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很是沮丧，

“我告诉他们这个念头不是什么来自西方世界的腐朽毒瘤，在中世纪之前的穆斯林诗歌里面就有描写男性之间的感情，这个我父亲也是知道的。”

在伊朗，同性恋面对的最大的压力和威胁来自家庭，即使是像沙若这样的上层富裕家庭也很难接受，被强迫寻求治疗更是常事。

伊朗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无法接受同性的性行为，却允许通过改变性别来解脱被束缚在身体里的“扭曲的欲望”。在2006年至2010年之间，有1366名在政府注册登记的伊朗同性恋被强制接受了变性手术，内贾德政府更是为愿意“积极治疗”的同性恋者提供超过3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补贴，尽管这个调和信仰和同性恋身份的解决方式备受争议，并不受伊朗大众所认同。在伊朗所实施的变性手术量仅次于泰国。

在被父亲囚禁了一个月之后，沙若找到机会从家里逃了出来，他不敢去马宏尼家，想联系几个朋友借宿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父亲很快就通过广阔的人脉关系找到了他。一天夜里，二姐给他发来一条短信，父亲带着人提着枪出了门，父亲说情愿没有儿子也不愿意要这样的儿子。于是，沙若趁夜黑买了一张去大不里士的车票，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去土耳其的逃难之路。

2014年10月，沙若辗转到达了孔亚，去投奔当地的一个库尔德朋友。他在当地的一家理发店打黑工，还学会了给女性理发，这是伊朗的理发师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沙若在土耳其孔亚（Konya，土耳其城市）

去阿姆斯特丹出柜

沙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阿姆斯特丹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的报道，这让他萌生了去荷兰出柜的念头。

“土耳其人没有伊朗人那么保守，但是我还是没有告诉任何人”，有了一次惨痛的教训，沙若变得更加谨慎了。

“这里有很多库尔德人，我怕我爸知道我的行踪。”下定决心之后，他清点了一下打工积攒的费用，在2015年7月踏上了从土耳其北上保加利亚的路途，希望能赶上8月2日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恋游行。

但因为难民潮的冲击，那时保加利亚边境早已部署了千余名士兵，沙若不得不改到向西，途径希腊、克罗地亚、奥地利、德国，终于在9月初抵达阿姆斯特丹。他没有试图与家人取得联系，但是给男友马宏尼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希望他也能来阿姆斯特丹相聚，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东京和纽约，市民们对于荷兰是否有空间和能力去接纳难民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分化。欧洲议会的12万难民再安置计划当中，荷兰仅有7214位指标，但是据荷兰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仅9月，在荷兰移民局注册的难民就达到了8400人。难民不是一串数字，每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有独特而鲜活的故事。沙若清空了Facebook上的所有历史纪录，让我从今往后称呼他为汤姆。

他说：“我现在特别自由，我很享受我的新身份，希望我能一直留在阿姆斯特丹，参加明年的同性恋大游行。”